中國近現代史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近現代史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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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聯網技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地推動了各個行業和領域的現代化發展。在現代科技迅猛發展的大環境下，我國檔案管理工作也逐漸走向了科技化和現代化，資源處理系統、現代檔案存儲技術、信息采集分類軟件等現代科技技術被廣泛應用于檔案管理工作，極大地提高了檔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完善了檔案管理手段，實現了檔案管理的現代化過程。檔案管理現代化主要是指在檔案管理過程中，依據科學的理論指導，采取相關的科技手段，開展高效率的管理手段，使得檔案管理達到預期的效果，并創造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目前，各種先進網絡技術的應用大大推動了我國檔案管理的現代化發展，并取得明顯的成效，但在檔案管理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限制著檔案管理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

2 檔案管理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在檔案管理現代化過程中主要存在檔案管理標準化程度不高、檔案管理現代化建設投入較少以及檔案管理人員素質偏低等問題。

2.1 檔案管理標準化程度非常低

檔案管理標準化是實現檔案管理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檔案管理是一項復雜而細致的工作，在復雜的檔案管理體系中，涉及到很多松散的管理問題，如：整理、鑒別、保存、查詢等工作。傳統的檔案管理方式相對比較混亂，各個不同的基層單位根據自己的管理方式進行檔案管理，因此管理模式和風格差別比較大。此外，不同的部門使用的檔案管理軟件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檔案管理部門常出現檔案數據不完整、管理水平低下、標準化程度不高等問題。由于部門管理分散、協調力度弱、配合度低，常出現檔案重復建設的現象，嚴重限制了檔案管理現代化進程的發展。

2.2 檔案管理現代化建設投入較少

目前，很多企業對檔案管理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全面，對檔案管理現代化建設思想意識薄弱，在檔案管理的資金投入上也相對較少。因此，實際工作中，常常出現資源緊缺、管理設備落后、安全設施不到位等現象。檔案管理現代化建設的落后嚴重制約了檔案管理的數字化和自動化，各種先進的管理技術和方法在沒有設備支撐的環境下是很難發揮其效用的。

2.3 檔案管理人員素質較低

檔案管理現代化發展不僅需要先進的現代化設備作為支撐，還需要具有相關技術水平和前瞻性知識的管理人員才能最大化地發揮設備的作用。只有不斷地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人員的專業素質，才能夠更好地滿足檔案管理現代化發展的需求。目前，我國大部分檔案管理人員并沒有及時學習和掌握先進的檔案管理技術和方法，仍保留傳統的思維方式、采用傳統管理方法，這種不緊跟時代步伐的做法嚴重制約了檔案管理的現代化發展。

3 檔案管理現代化的改進措施

檔案管理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嚴重影響了檔案管理工作的順利展開，針對上述問題，可以采取相應的改進措施加強檔案管理的現代化，如重視檔案管理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建設、增加檔案管理的現代化設施、注重現代化檔案管理人才培養等。

3.1 重視檔案管理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建設

在檔案管理的實際工作中，為了實現檔案管理工作的規范化和標準化，需要根據工作的實際需求制定出一套科學、合理的實施標準，嚴格約束檔案管理的秩序，這是實現檔案管理現代化的重要前提。想要真正提高檔案管理的質量和速度，僅僅依靠技術上的支持，是遠遠達不到檔案管理上的專業化和標準化。因此，只有將檔案管理規范化及標準化的建設視為檔案管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一步，才能為檔案管理現代化發展打好基礎。

3.2 增加軟硬件設施的投入

在檔案管理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配套且齊全軟硬件設施是實現檔案管理現代化的基礎。企業只有適當地增加檔案管理資金的投入，用于檔案管理現代化建設設備的購置，才能更好地將現代化檔案管理技術應用于實際工作中。

3.3 注重現代化檔案管理人才的培養

檔案管理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是人才的培養，現代化檔案管理人才在檔案管理現代化建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說，加強對檔案管理人才的培養勢在必行。針對目前檔案管理人員的缺陷，擬定適當的培養計劃與方案，重點放在提高檔案管理人才的技術知識和知識結構等方面，保證其能夠充分快速地適應行業的發展需求。

4 結語

在科學技術水平快速發展的時代，實現檔案管理現代化是檔案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在檔案管理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只有充分了解認識到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根據工作實際需求采取相應的改進措施，才能更好地完善檔案管理現代化手段、加強檔案管理現代化、提高檔案管理質量和工作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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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3.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7）04-0041

一、史論結合的重要性

首先，看近6年全國卷第41題回顧：

2011年（課標卷）試題內容：歐洲崛起的方式。試題設問：“評材料中關于西方崛起的觀點”2012年（課標卷）試題內容：中國近代化的動力。試題設問：“評析沖擊――反應模式”。

2013年（課標Ⅰ卷）試題內容：東漢、唐代地方行政區劃方式的比較。試題設問：“在兩幅圖片中提取兩項有關漢唐間歷史變遷的信息，并結合所學知識予以說明”

（課標Ⅱ卷）試題內容：太和殿與英國王宮、首相官邸建筑風格之間的比較。試題設問：“提取圖片材料中的信息，從建筑和政治關系的角度進行中英比較”

2014年（課標Ⅰ卷）試題內容：關于內容的教材目錄，試題設問：“對該目錄提出一條修改意見，并說明修改理由”

（課標Ⅱ卷）試題內容：關于世界近代史相關內容的兩幅教材目錄。試題設問：“指出其中一處不同，并分析出現這種不同的原因。”

2015年（課標Ⅰ卷）試題內容：科技與生產力之間關系的公式，試題設問：運用世界近現代史的史實，對上述公式進行探討。”

（課標Ⅱ卷） 試題內容：1950-2008年，我國部分節假日狀況，指出其中我國節假日的一種變化趨勢并說明形成的歷史原因。

2016年（課標Ⅰ卷）試題內容：啟蒙思想及實踐。試題設問：圍繞“制度構想與實踐”自行擬定論題并闡述。

（課標Ⅱ卷）試題內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試題設問：提煉出一個觀點，并結合史實加以論述。

從近6年的全國卷的41題中，我們發現對學科素養中史論結合的能力考查更加突出了史論結合的重要性，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提高這種突出史論結合題型的小論文的能力呢？成為高中教學實踐中的難題？

二、從高考真題實踐演練探尋方法指導

例：（2011年湖南卷，12分）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西方的崛起曾被視為世界歷史中最引人入勝的歷程之一。這一進程始于民主與哲學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出現，繼之以中世紀歐洲的君主制和騎士制度，經過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結束于西歐和北美對全世界軍事、經濟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人們只有在遭遇歐洲探險或被殖民時才會被提到，他們的歷史也就是從歐洲的接觸和征服才開始的。

然而，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一些歷史學家對上述概括提出了顛覆性的認識。他們認為在1500年前后的經濟、科學技術、航海、貿易以及探索開拓方面，亞洲與中東國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領者，而那時歐洲剛走出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時期。這些歷史學家認為，當時的歐洲要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許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趕上并超過那些領先的亞洲國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較晚近才突然發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w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僅僅取決于歐洲本土上發生的事情。

《為什么是歐洲？――世界史視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評材料中關于西方崛起的觀點。（要求：圍繞材料中的一種或兩種觀點展開評論；觀點明確，史論結合。）

1. 了解試題類型，明確觀點，有的放矢

選擇一種觀點或兩種觀點表態。如贊成第一種觀點或贊成第二種觀點。或兩種觀點各有道理，既有對也有不對的地方。比如2011年41題：我認為，西方的崛起首先歸功于自身的創造，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其他文明的成果。故此，材料中關于西方崛起原因的表述不完全正確，論據及說明如下：

2. 聯系知識，羅列論據，安排結構。一般來講，高考試題中的小論文題的材料不會是生僻冷門的，應該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內容。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原因，我們最好從內外結合的角度進行分析，從我們熟悉的豐富的史實出發去論證觀點，這樣降低我們論述的難度。如近代西方通過自身的全方位社會革命而加速了崛起的過程，最終實現了全球霸權的建立。通過大航海和一系列殖民擴張，形成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實現了政治文明的現代化。通過兩次工業革命，實現了生產力質的飛躍。通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實現了思想解放和文化繁榮。

3. 下筆成文，講究格式，史論結合

一定要講究格式。在高考評分中對論文的結構是要計分的，這就要求考生應該在論文中分段，突出結構。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觀點，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內因，最好還有個總結。如果單列政治、經濟、思想原因的話，最好也將它分開寫，這樣顯得有層次結構。

4. 了解評價體系，分層論證，邏輯嚴密

5. 史論結合的歷史小論文的三要素檢測

（1）論點（觀點）：觀點應明確、清楚

（2）論據（證明觀點的證據）：證據要準確求真。要選擇能證明論點的典型史實。

（3）論證（用證據證明觀點的過程）：

A. 論證過程邏輯要清楚、嚴密，經得住推敲，做到證據與觀點之間的無縫連接。

B. 論證過程應有“歷史味”，用學科語言，做到言必有據，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切忌大白話和空發議論，或簡單的羅列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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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傳播簡述

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是以人的活動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動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為其內容的系統。①我們被所處文化制約的同時，也在創造著文化。人類文化是種類豐富、多姿多彩的，在當今這個“越變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間的摩擦與碰撞變得越來越頻繁，因此跨文化交流顯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個人都要面臨的挑戰。

中國作為一個神秘的東方國度，從古至今，吸引著無數的“探秘者”來一探究竟。而且中國需要走向世界，正是這些“探秘者”將中國介紹給了世界，一層層地掀開她神秘的面紗。

2.馬可?波羅及《馬可?波羅游記》

在西方關于中國的游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數《馬可?波羅游記》（也稱《東方聞見錄》），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西方介紹了發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馬可?波羅也因此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

馬可?波羅（Marco Polo）是13世紀來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國游歷了17年。他在獄中口述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故事，其獄友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寫下著名的《馬可?波羅行記》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并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對以后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時的文化交流還處于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則逐步加深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

3.以利瑪竇為例的傳教士

明清之際，以天主教傳教士為媒介，中西文化實現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觸與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時間里，傳教士們不自覺地充當了歐洲與文化交流的橋梁，而利瑪竇提出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在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利瑪竇（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歷年間來到中國，揭開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同時也揭開了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瑪竇積極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情況，使歐洲了解中國。他率先將《四書》譯成拉丁文，開創了把中國傳統典籍介紹到西方的先河。盡管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傳教，但客觀上也溝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傳教活動帶有濃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瑪竇等傳教士所開創的早期漢學，為此一時期西方社會系統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開端，對西方學術乃至社會思想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也促進了中西雙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與對話。②這些傳教士漢語研究的成就主要有：開創了漢外辭典的編纂工作、開拓了中國語法的研究、開啟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歷程、豐富了中國近代漢語詞匯。③但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漢學研究則是現當代一些漢學家所作出的貢獻。

4.漢學家

漢學家，本應譯為中國學家，是指專門從事漢學研究領域的人，一般被稱為漢學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國從事研究的非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近代最有影響的漢學家有美國的費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漢等。

4.1費正清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于費正清，是因為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立了以地區研究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余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主要著作有《美國與中國》、《在亞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等，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域研究在眾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于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于，特別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

4.2高本漢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學教授、校長，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高本漢在中國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古今漢語語音和漢字的演變，創見頗多。

作為世界語言學的巨擘，高本漢認為沒有一種學術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他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更是情有獨鐘。為此，高本漢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看作漢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影響極大，標志著中國現代音韻學史的開端。他以《切韻》為樞紐，上推先秦古音，下聯現代漢語的方言，對漢語語音史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對漢語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進行了語音學的描寫，為每一個音類構擬了具體的音值。這為漢語音韻和語音史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中國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只是在細節問題上進行了訂正。

高本漢學術研究最重大的貢獻是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中國語言學界對于古代語音原來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韻圖加以考證，高本漢則用一套注音字母對古音做描寫，與反切系統的韻部相互檢驗，又以現代漢語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語言中的古漢語譯借音進行對照比較。

5.總結

一個民族只有通過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學習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斷地進步。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勢必會更加深入，我們也應該在清楚認識本國文化的基礎上，加深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① 于語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論》第一頁.[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張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以利瑪竇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大學.2012（4）

③ 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參考文獻：

[1] 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傳播.學術月刊.鄔國義.[A].2012（8）

[2] 從利瑪竇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看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月刊.吳強華.[A].2003（5）

[3] 《漢學研究》.學苑出版社.閻純德.[J].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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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教育是我國素質教育的重要基礎

在歷史教育過程中，我們對歷史教育內容的廣泛性及綜合性已經有了十分清晰的認識，但是，對如何發揮歷史教育在素質教育中的作用很少探索，對于歷史教育在素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認識不清。近年來，隨著我國素質教育的發展及歷史教育探索的不斷深入，發現歷史教育在提升學生全面素質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學生全面素質包括審美素質、道德水平、文化水平等諸多方面。

（一）歷史教育涵蓋諸多學科，是素質教育的重要基礎。

歷史教學過程中不難發現其涵蓋諸多學科內容，如政治、經濟、文學。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歷史教育是與其他社會人文自然學科教育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加強歷史教育可以使學生的思路更敏捷，開闊學生的思路，提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利用各種知識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在這個過程之中學生的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都得到很好地鍛煉，使學生的綜合素養得到極大提高。除此之外，通過歷史教育不僅可以使學生更好地掌握其他課程內容，同時對歷史課程本身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對全面發展的教育來說是很重要的。這一特點是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

（二）歷史教育推動德育教育的發展，是素質教育的重要基礎。

歷史學科教育在德育教學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對傳承民族精神，形成良好個人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中外歷史發展過程中，諸多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是對學生進行政治觀點及階級教育的良好素材。在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中，無數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跡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人文自然學科不能及的。在歷史教育過程中，唯物主義思想貫穿始終，通過歷史教育，學生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思想方面對學生進行理論教育，使學生以唯物主義觀點看待世界，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實現歷史教育課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在歷史教育過程中加強德育教育，實現歷史教學活動中的史論合一，實現教育過程中德育教育與歷史教育的完美統一。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德育水平，同時對發展學生智力，促進歷史教學改革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歷史教育素質教育的作用

（一）歷史教育可以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

歷史教育在對學生進行人文素養培育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歷史學科的獨特性，使其在人文素養培育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哲學能提供價值理性的思維邏輯，文學能提供價值理性的情感體驗，那么歷史作為人類以往實踐的集體記憶能更全面更綜合地為人們提供價值理性累積經驗，并從歷史上因價值理性的缺失而導致社會發展失衡中為人們提供深刻的教訓。歷史教育是一種綜合素質教育，通過歷史教育，學生在學的過程中變得更明智。歷史教育使學生進行價值選擇時有一個很高的起點，也使學生了解到自己肩負的使命，使學生有勇氣面對各種挑戰。

（二）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民族意識。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獨特的思想意識和民族精神、文化及傳統。通過歷史教育，學生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更為深刻的認識，可以在學習過程中強化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目前，我國正處于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加強歷史教育可振奮學生的民族精神，將自己的個人理想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機結合起來，自覺服務于我國現代化建設。除此之外，加強歷史教育可培養學生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學生自覺維護民族利益，保障國家安全。

之后中國近現代史在我國歷史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的之一就是喚起學生的民族精神，培養學生的民族意識。歷史教育，尤其是本國歷史教育，乃國民意志的表現。借助歷史教育可以形成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可以將民族理想轉化成每一個民族獨立個體的理想，通過全民族的共同努力，將這個理想轉化為現實。

（三）加強歷史教育可以促進學生健康發展。

歷史教育的對象是人，歷史教育的目的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通過歷史教育實現學生在思想及心理等諸多方面的全面發展和和諧發展。通過歷史教育可以培養學生良好的心理素質和健全人格。人格（Personality）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具體的人具有的意識傾向性及經常出現的較為穩定的心理特征的總和。通過歷史教育，學生認識到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規律，鼓勵學生用歷史觀點看待人的生存軌跡，以正確的態度面對人生道路上的挫折和成功。通過歷史教育，學生對自己的全面發展提供借鑒意義，為學生全面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通過歷史學習獲得人生啟迪與感悟。

三、結語

通過中外歷史教育，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人生啟迪和感悟，對提高學生綜合素質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教育過程中使學生明白個人目標與人類社會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個人命運的樂觀積極態度。歷史教育在素質教育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后歷史教育要擺脫應試教育束縛，探索歷史教育新方法，充分發揮歷史教育在素質教育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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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學的傳播

中國醫學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傳統科學。2000年前所奠定的理論體系，至今還在醫學的實踐中發揮作用，歷代醫學尊為經典的《黃帝內經》，仍然是今天中醫的必讀教材。

然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19世紀西學東漸以后，在中國古代科學領域中，雖然中國醫學作為碩果僅存，能夠繼續生存和發展，但當時“中醫不科學”的貶辭也隨處可聞，一些近現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曾聲言不信中醫，或者不請中醫看病。

一方面在中國古代醫學中，特別是在它的基礎理論中，確有不科學或不夠科學之處；另一方面，它又能在十分發達的今天，繼續發揮很好的作用。能否從傳播學的角度，對這種矛盾現象進行新的觀察和思考呢？這里只能提綱挈領地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陰陽、五行——在實踐中可視為一種傳播符號

陰陽本是古人解釋自然現象的一對概念，進入中醫學以后的陰陽學說，成為用來解釋人體腑臟生理以及診斷、治理和處方用藥的一種說理工具。春秋時期的醫和認為，人致病原因有“六氣”，即陰、陽、風、雨、晦、明。他還說，“陰寒疾，陽熱疾”。意思是陰氣太盛使人患寒病，陽氣太盛使人患熱病。這種理論很難用今天的科學原理來說明它，但它本質上是唯物的“氣”一元論，帶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陰陽是一組對立的屬性，既是對立的，又是互相依托的，同時還是互相消長的，即所謂的“陰消陽長”、“陽極反陰”、“陰極反陽”，可見，陰陽學說反映了古人對事物矛盾的認識，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至于陰陽學說后來為儒、道家所利用，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主張和宗教迷信服務，則自當別論。

陰陽學說用到醫學理論中，雖然也有一些牽強附會的地方，但它在描述人體的生理和病理變化，以及在診斷和用藥歸類上，起了至今仍然無法否定的作用。人體在生理活動過程中，物質與機能之間，必須經常保持著相對的動態平衡，如果陽氣（如熱能）與陰質（如體液）在消長過程中不能保持這種平衡，就會產生陰陽的偏盛偏衰，從心理狀態向病理狀態轉化。所謂“陽勝則陰病，陰勝則陽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就是這個意思，[9]治療時則“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寒熱理論是陰陽學說具體運用到醫療實踐中時用得最多的理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論陰陽，還是寒熱，其作用都突出地表現為對病理現象的分類，起到類似標記和符號的作用。雖然這種陰、陽、寒、熱，很難用現代醫學的語言來做細致的描述，更難以作量化分析，但它把具有某種相同特征的病理歸為一類，如寒癥或熱癥，然后對癥治療，就不能抹殺其科學性。與此相匹配的是，中藥雖然多達數千種，但其性能也可以用陰陽加以概括。中醫藥性分為寒、熱、溫、涼四類，溫熱藥屬陽，寒涼藥屬陰。所以，雖然陰、陽二詞有些玄，似乎不可捉摸；寒、熱有時也難以區分，更難以定量，但它們作為一種符號，用以標識同一類病理，或同一類藥物，這在醫療實踐中是有意義、起作用的、這是2000多年的醫學歷史充分證明了的。

中國醫學還把古人的五行學說搬到醫學理論中，五行即古人所認為的人們生活離不開的五種物質——金、木、水、火、土。五行說搬到醫學中來以后，金、木、水、火、土分別以肝、肺、腎、心、脾代表之。五行說在醫學中的應用，不乏牽強附會和主觀臆造的部分，并含有機械循環論的成分，但其積極意義是，它強調人的臟器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的關系，這對于醫療實踐是有指導意義的。金、木、水、火、土套用到醫學中，不過是社會意識形態滲透一切的證明，沒有帶來多少新的實質性內容。剝去其神秘主義的成分，五行之比五臟，只不過是一套新的術語、新的符號而已。甚至于中醫學中的肝、肺、腎、心、脾，也分別是人的某些生理功能的符號，它們與現代解剖學中的肝、肺、腎、心、脾并不完全相同，雖然后來的解剖學證明，某一功能并不是這一種臟器所發出的。因為這個符號標識的是某些生理功能，并不確指某具體的臟器。比如，中醫學中的“心”有“主神明”的功能，故有所謂“心者，精神之所舍也”的說法。而解剖學證明，心臟根本無此功能。

（二）藥物學的積累式傳播

《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被奉為中藥學經典。全書分三卷，載藥365種（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簡練古樸，成為中藥理論精髓。

中國所使用的藥物，絕大多數是植物，其中又以草本植物為多，故中國古代藥物學著作，幾乎都稱“本草”。自漢至清，“本草”傳之不絕。中國最早的藥物學專書——《神農本草經》，出現于漢代。該書共載藥物365種，是由若干醫家陸續寫成的。梁代陶弘景把新發現的藥物又整理出365種加進去，編撰成《本草經集注》。唐、宋時期，朝廷曾組織專人整理修訂中藥學書籍。唐代蘇敬等人編寫的《新修本草》是我國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藥典，比西方著名的紐倫堡藥典早883年。明代李時珍“窮搜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綱目》。該書52卷，共載藥1892種，繪圖1160幅，這一巨著對我國醫藥學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清代的趙學敏又在《本草綱目》的基礎上，補充藥物716種，編成《本草綱目拾遺》，共載藥2608種。[10]以上情況說明，中國的藥物學，是一代一代的后人不斷豐富補充前人的著作的結果。它靠知識積累，滾雪球式地傳播到今天，堪稱源遠流長。

（三）借注經立言，嚴重妨礙醫學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黃帝內經》，奠定了中國醫學的理論體系，也確立了它在中國醫學中的經典地位。堪稱經典的，還有醫圣張仲景的《傷寒論》等權威著作。歷代著名醫家，借經典立言，著書立說的比比皆是。這種注釋經典的風氣對醫學界影響很大，以至于人們認為，不注經就不是名家。所以，中國醫學雖然歷史很長，學術爭鳴空氣卻不濃，大多跟著經典走。醫學史上的金元各家學術爭鳴，對豐富和發展醫療方法頗有成就，但是這樣的爭鳴并不多見，特別是與經典著作爭鳴更無勇氣。明清時期，溫病（屬于急性外感熱性病范疇）的研究比較熱。一些醫家，在總結既往醫療實踐的基礎上，對溫熱病的發病原因和診治等提出了新的見解，對后來研究記性熱性病的治療有相當深遠的影響。“不過有的溫病學家，由于受時代的局限，他們沒有勇氣申明在實踐和理論方面，已經突破前人的論述，反而強調他們的見解，都是符合‘經旨’時，因此在某些論點上，難免出現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1]每個醫家著書立說，都唯恐別人指責沒有經典上的根據，就使得中國醫學只能套著前人的步子走。因此，中國醫學起步早，發展慢，基本理論體系未有人突破。

本文以中國最古老、最有特色的幾門科學天文學、數學、醫學為例證，研究了中國古代科學傳播的狀況及特點、從中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一個社會中，逆向傳播難以存在，其科學就難以發展。

所謂逆向思維，就是傳播跟當代社會的主流觀點相左的看法與信息；對于科學的某一領域來說，就是傳播與這個領域的經典著作或者權威性觀點不同的意見與信息。

在古代的封建專制社會，沒有思想自由可言。天人和一、陰陽五行這類官方意識形態，是不可以挑戰的，學者總是試圖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去印證它們。中國天文學盡管歷史悠久，積累的觀測資料舉世罕見，但始終籠照在神秘主義氣氛中，出于對天的敬畏，不能客觀地解釋天文現象，所以除了為制定歷法服務以外，就是把觀測到的天文現象作“預測”吉兇的根據，天文學差不多成了占星術的附庸，自然也就產生不出出色的天文理論。

即使在不涉及意識形態的學科，逆向傳播也常常困難重重。某一權威著作被奉為經典以后（特別是在得到朝廷的賞識和肯定以后），與之向左的科學觀點就很難露頭。中國傳統文化有的注經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學者不敢偏離主流，另辟新徑的表現。當然注經也有其必要的、積極的一面。有的學者有了真知灼見，卻因與傳統觀點不同，也以注經的形式，曲曲折折地表達出來，怕被指責為離經叛道。因為離經叛道者歷來很難得到承認，還可能受到打擊和迫害。

清朝有個醫生王清任（1768～1831），深感了解臟腑情況對醫生的重要。他說：“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于盲子夜行。”（《醫林改錯·臟腑記敘》）他對經典中有關生理和病理的論述大膽提出懷疑，為此曾親至義家、刑場，觀察尸體臟器，還與動物內臟比較，發現古書所繪臟腑圖形與實際有不符，遂將42年的觀察所得繪成《親見改正臟腑圖》，連同他的醫學論述，一同收載于《醫林改錯》中。王清任在該書中明確提出，“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的觀點。但是他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卻遭到冷嘲熱諷，他被譏為在死尸堆里靠吃胔肉起家的，對他的《醫林改錯》很長時間不予承認，幸得當時的西學東漸之風，未聞王清任受到迫害。

圖為王清任在觀察人體臟腑

毫無疑問，當一個社會中，學者隨時心懷被指責為“離經叛道”之憂，就很難有劃時代的科學理論提出，更談不上爆發科學革命。

長期的封建專制秩序何封建正統觀點，養成知識分子的保守傳統，不肯接受新事物，也增加了科學傳播的困難。比如要學習西方數學，除了接受阿拉伯數字和其它一系列數學符號以外，書寫形式上采取橫寫也是不可少的，這種書寫方式在利瑪竇來中國時已經帶來，例如利瑪竇、李之藻編撰的《同文算指》，就是用橫寫的漢文數字來介紹西方筆算的。但差不多半個世紀后，像梅文鼎這樣優秀的天文學家、數學家，還堅持使用老符號，并且又改橫寫為豎寫。[12]只是在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被摧毀以后，中國才掃除了接受近代科學傳播的障礙。在新的歷史進程中，科學無、科學無國界等有利于科學傳播的觀點，逐漸深入人心。（連載完）

注釋：

[1] 顧炎武《日知錄》。

[2]《史記·歷書》。

[3]《史記·歷書》。

[4]《史記·歷書》。

[5]《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1938年。

[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

[7]《顏氏家訓》。

[8]《古今數學思想》，第1冊290頁、301頁，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

[9]《實用中醫學》，第27-30頁，北京中醫學院、北京中醫學校編，1981年。

篇6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環境史研究和教學實踐中，無論是自己的思考，還是同學們的詢問，都涉及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筆者有些心得體會，并通過多種方式，與學生們做過或深或淺的交流。這里，將近年來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總結出來，以饗讀者。

關于環境史研究的意義，當然可以從多種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對于不同的受眾來說尤其應該如此。對于從事環境史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學專業的同學來說，筆者重點強調的是，從推動歷史學發展的角度來理解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具體而言，是從歷史研究對象、歷史認識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一

我們知道，史學界已有人認識到，環境史的一個突出的貢獻，是使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時下關注的引起全球變化的環境問題上來，這些問題包括：全球變暖，氣候類型的變動，大氣污染及對臭氧層的破壞，森林與礦物燃料等自然資源的損耗，核輻射的危險，世界范圍的森林濫伐，物種滅絕及其他的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外來物種向遠離其起源地的生態系統的入侵，垃圾處理及其他城市環境問題，河流與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場所的喪失，武裝沖突所造成的環境影響，等等。[1] （P2） 上述認識，顯然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角度對環境史研究意義的一種闡發。簡言之，環境史研究大大拓寬了史學的范圍，其中一個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學家已經將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環境問題或環境災害納入史學的范疇，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這也是對人類歷史內容之認識的一個很有意義的突破。關于這個方面，筆者曾結合洛維特的《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中的一個觀點，[2] 談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維特在書的“緒論”中說到：“無論是異教，還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種現代幻想，即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展，這種發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2] （P7） 針對洛維特的這一說法，筆者不敢肯定異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種現代幻想”，但筆者認同，世界歷史進程的確催生了這樣一種現代思維現象，即歷史在進步，時代在發展；其中一個衡量標尺，是“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體現，則可能是物質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將這種“歷史不斷進步的發展”認識，全然說成是一種“現代幻想”，肯定會惹來眾多的非議，因為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無需用什么深奧的道理，只要列舉憑經驗就能感知并觸摸的諸多事例，就可以指證洛維特的“現代幻想說”的虛妄。

然而，愚見以為，洛維特的上述說法是有著深刻的道理的，因為，時下的環境史研究幾乎可以證明的，不是“現代幻想說”的虛妄，而是“那種現代幻想”的虛妄。換言之，環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展，這種發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確乎是一種現代幻想，因為它可以通過并已通過一個個實證研究，無情地向人們揭示，人類在維系自身存在的同時，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說切斷了偉大的“存在之鏈”（The Chain of Being）。這樣，不管他如何抗爭，到頭來未必能逃脫“弒父娶母”的悲慘命運。所以，我們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類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來以“現代化”為發展方向的歷史進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為了現代化進程的祭品。可以說，人類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的同時，也在“自毀長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難與惡；其中最為深重的，可能莫過于人類自己制造的核彈有可能將人類文明及其賴以支撐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還是毀滅”，的確成了問題。并且，今天人類的生死之憂，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樣對“人”的生生死死這一個體問題的憂慮，而是對生養人類的大地母親及其養育的無數生命之存亡的整體問題的思索。因為，如果不諱疾忌醫的話，我們就應該坦承，人類文明的發展其實包含著重重悖論。在一定意義上，人類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無意地破壞了“存在之鏈”。創造即毀滅。人類為改善衣食住行所創造的哪一項物質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為代價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們在發明堅固耐久的材料，用它來構筑平整光潔的路面時，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養，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況，這樣的材料可能還是以挖空、炸碎山體而取得的。

的確，環境史家所研究的各類環境問題，是一個事關包括人類自身的整個地球的“生死之憂”的大問題。由此，筆者認為，即使環境史研究停留在這一層面，也足以體現它存在的價值，因為它已驚醒一度沉睡在“發展”、“進步”之春秋大夢中的人類。在人們當下所制定的應對環境問題的各種措施中，不能說沒有環境史學家所貢獻的智慧。關于這一點，美國環境史學家沃斯特在《我們為什么需要環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頗具代表性。

當然，環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應停留在為人類文明大唱挽歌的層面，畢竟，人類所擁有的理性“又是一個最坦誠的監督者，會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出調整的信號”。[4] （P431） 其實，理性在“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出調整的信號”時，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們斷不能將它們兩者割裂開來。實際上，人類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發出要求人類自身調整的強烈信號的。梭羅、繆爾、利奧波德、卡遜……無數先賢往圣的言與行，正是他們在面對人類偏頗行為時所發出的這樣的信號。我們既然有志于環境史研究，就不僅要學會傾聽和接收這樣的信號，而且還要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宣揚這類榜樣的力量。

從這個方面來說，納什在《大自然的權利――環境倫理學史》一書中，[5] 已經為我們勾勒了如何把握這種“信號”的清晰線索。筆者近幾年在這一領域也有所探尋，并擬定了系統研究的計劃。目前，已從政府立法和民間環保兩大層面著手，指導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導同學研究過英國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針對空氣污染的《堿業法》（制堿業在19世紀中葉以來一直被英國人視為污染空氣的大戶）。[6] 在民間環保方面，我們目前關注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相關內容。譬如：關于美國，有同學研究了以繆爾為首的自然保護主義者和以平肖為代表的資源保護主義者之間的交鋒。[7] 關于英國，有同學研究了“國民托管組織”（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環境保護行動，[8] 有同學梳理了“皇家鳥類保護協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興起和發展的歷史，并分析了其活動的意義和影響，[9] 還有同學正在研究和總結“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歷史和成就。關于日本，有一位同學從環境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俁病問題，探討水俁病患者與同情他們的人士的維權行為。為此，他去日本留學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資料，還作了必要的調研工作，從而將一個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積極支持水俁病患者并倡導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現出來。他在畢業論文中，花了一節的篇幅記錄了他對旗野秀人的采訪。從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這位“怪人”在幫助那些面對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時，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喚著人們對人與自然之愛的追求。[10]

2006年，我們編寫了《和平之景――人類社會環境問題與環境保護》一書，[11] 該書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紀人類社會存在的環境問題和環境災害，人們面對環境問題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針對環境問題所采取的行動。這項工作的開展，從兩個方面增進了我們的認識。一方面，我們從學科層面認識到了環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歷史內容，以及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我們認為，環境史在開辟新的研究領域，譬如物質環境史的同時，還可以與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軍事史等相結合，從而發展出環境政治史、環境社會史、環境思想史、軍事環境史等眾多的次分支領域。并且，我們已對其中某些領域及相關的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12] 另一方面，我們在思想層面領悟到環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類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劇精神。自近代以來這種悲劇精神的某種體現，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終在與克勞狄斯式的冷靜計算相較量。雖然后者可能一時占上風，甚至仍在變本加厲，但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人類文明史中，對真實的、有機的“家園”之愛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斷；對自然之內在價值的倡導似乎越來越成為這個時代的強音。①

以上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層面來談環境史研究的意義的。對此，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就歷史研究領域和主題的擴大，以及重新探討與解釋眾多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討19世紀英國的霍亂，[13] 重新解釋近代歐洲國家的殖民活動[14] 等，環境史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二

那么，從歷史認識論層面，我們又如何把握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呢？對于這一問題，筆者在《世界近現代史基本理論和專題》研究生課程教學中，講過“環境史：作為一種反思的史學理論”這一專題。在此筆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這樣的問題，當史學工作者受到當代環境問題和環境保護運動的影響，而著手研究環境史時，他們看待歷史的視角有什么變化？他們對史學作出了什么樣的新的思考？為此，筆者從認識對象、認識主體和認識中介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強調，當我們說環境史學工作者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來認識歷史運動，意識到人與環境的關系自古以來在每一個時期都具有塑造歷史的作用時，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并深入研究，環境史到底應如何認識人、認識自然、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

關于環境史對人的存在的認識及其意義，筆者曾做過專門的分析。[15] 目前筆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環境史對自然、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的認識和書寫問題。對前一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高國榮先生在其博士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研究》中有一章專門談及，而且談得比較透徹。筆者認為，環境史研究者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時期各文明（包括各學科）中的人們關于自然的“實然”認識外，還應該進一步挖掘他們針對人類自己、約束人類自己而賦予自然的“應然”蘊涵。在這方面，生態哲學、環境倫理學無疑是我們從中汲取思想養分的寶庫。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倫理學、深生態學、自然價值論、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等學說或主張，對于我們如何認識和定位環境史的自然觀，可能會很有啟發。在筆者看來，生態價值或自然價值本身，不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為真即可。誰都能感覺到，人類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賴著大自然的恩澤；迄今，人類也只能從大地母親那里獲得滋養的乳汁，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饒有興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權利和價值作為不爭的事實為何在今天非得經過論證還要大力倡導不可呢？這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而納什在其著作中已為我們勾勒了這一研究的線索。

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筆者在教學中從物質、能量和信息之交換的角度進行了論述，現在看來，我們的認識停留在這一步是很不夠的。固然，環境史研究作為多學科交叉的產物，必然要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所提供的數據資料，① 乃至范疇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應滿足于對有關事實的陳述和對外在關系的認識。我們不要將環境史局限于專門之學，而要首先將其主張的人與自然互動的核心理念視為一種通識觀念，以重新考察人類的歷史運動，從而如上文所述，對許多歷史現象作出新的解釋。其次，還要將環境史的人與自然互動理念內化為一種情感。這樣，在涉及人與自然之關系問題時，雖然我們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勝”的論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們仍然主張，人與自然之間存在內在的生命關聯，人應該踐行對自然的無條件之愛，而這種愛是不需要論證和計算的。為此，也需要我們通過研究將歷史上本來存在的這類愛與美的言行揭示出來，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之中。

三

還有，從歷史方法論的角度，我們也可以認識和分析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對此，筆者從治史原則、敘述模式與具體方法等方面，談過環境史應有的特色及其推動史學發展的重大意義。譬如，關于環境史的治史原則，筆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這是從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出發，并結合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的原則而生發出來的。具體而言,“上下左右”是對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中的上層、下層，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圍的動、植物和其他環境要素。而對上下左右的有機聯系及其歷史變遷的認識和研究，因將社會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勾連起來，從而與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相比，可能會更全面、更準確地反映或揭示歷史的存在。這樣，環境史凸現的“上下左右”的原則，即是對傳統史學的英雄史觀和新史學的“自下而上”原則的繼承和發展。在這里,“繼承”可以從人及其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發展”可以從自然的角度來理解。關于環境史的敘述模式，筆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這是對環境史敘述的立體抽象。其含義是，環境史的敘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種要素，人們通過講述這些要素之間因相互影響、分合交錯而演繹的各種故事，構建了一種立體網絡狀的歷史畫面。② 至于環境史研究的具體方法，尤其是跨學科研究，已有不少學者作了論述，③ 這里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關于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我們可以從諸多方面加以把握。對于筆者個人來說，從事環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擺脫環境無意識、增強環境意識的環境啟蒙過程。這確實是實情，因為在這之前，筆者從沒考慮過自然的意義這類帶有哲思的問題，即使對自然有些認識，那也只是人人在與自然打交道時都必然會有的那種樸素的直觀的想法。現在，筆者這方面的認識多少有些升華，對自然的愛、對弱者的關懷已內化為自己的心性氣質，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較好地遵循深生態學的理念，儉樸、節制已成為一種自覺意識。這樣，筆者從事環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覺、更積極；不盲從、不懈怠。

如果筆者不研究環境史，就產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認識；換個角度說，筆者以前所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并沒有教給筆者上述那些可能更為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史學智慧。此外，對于環境史研究的社會功用或現實意義，筆者曾用三句話來概括，這就是：環境史研究是認識環境問題的一條路徑，是解構有關環境問題之不當論調的一種方法，是增強環境意識的一個措施。而且，為了將這種認識運用到對現實環境問題的理解之中，筆者還于今年4月申報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百人工程”項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的兩位朋友，計劃對北京市危險生活垃圾的現狀展開調查，并從廢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們期望，通過關鍵問題和關鍵角度，從一個方面切實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和處理的狀況及存在的問題，以便對危險生活垃圾的收集、處置和管理提出具體的建議，并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別是分類回收體系的建設提供決策依據。這一調查計劃已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并已按計劃進行。可以說，這項調查工作的開展，正是環境問題研究者和環境教育宣傳者接觸現實、了解現實問題的一種方式，也是環境史研究的現實意義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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